所有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前所不可想象的，人们都说这才像社会主义，这才是恢复了社会主义本来面貌。
即使是房地产行业也会得到改善。这将导致政府财政负担加重，进而妨碍其为即将到来的改革提供资金。
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90年代的东南亚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政府应给它一些时间，整体局势就会平息。当债务无法向后滚动，这些国家不得不大幅提高本国实际利率，压缩国内信贷来偿还外国债权人的债务。中国经济当下受挫，正是由于2008年时的举措。家庭部门的债务总量仅为GDP的三分之一，而2008年美国和1992年日本泡沫破裂时，债务水平都接近GDP的100%。
正是这些人创造出经济泡沫，却想要套取政府资金援助。金融失败最大的影响在于地方政府收入的缩减。总之，"经济增速低于7%是不允许的"曲解了年均7%才能实现双翻番目标的内涵。
前几年基础奠定好以后，后几年可以适度高于7%。给调结构、转方式、经济转型留出一个较大的空间。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发展后劲，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关系到调结构是否成功，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成功转型。确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增速预期目标，对今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低于7%这个"底线"是不允许的。在这种大投入大投放情况下，机会成本、经济成本损失相当严重。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泡沫在无限扩大，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等风险已经凸现出来。适度降低经济增速，把经济增速下限确定的尽可能低一些、容忍度高一些更加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这种大投入大投资下，经济增速上去了，而社会却付出了极大成本，丧失了巨大机会成本。调结构、转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去泡沫化，都使得经济增速绝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高、那样快。
确实，到2020年实现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据测算经济年均增速要保持7%。说出了内涵，但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经济增速下限和通胀上限的数值。能源资源的竭泽而渔式、极大浪费式开发，土地的无节制占用利用，资本包括货币信贷财政资金的大投放，劳动力被廉价利用推进的出口，等等。这其中去泡沫化是绕不过的坎。
比如，2011年经济增速是9.2%，2012年是7.8%，均高于7%，那么，至少有几年不必苛求7%，可以低于7%的增速。环境遭受极大破坏，城市污染极度严重，地下水、空气皆遭受污染，民众健康每况愈下，资源能源等开始枯竭，土地耕地开始锐减。
李克强在日前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有几年高于7%，另几年低于7%，平均达到年7%就可以实现双翻番目标。
中国经济在长达将近十年年均增速10%以上以后，持续性和后劲已经显露明显不足。根据"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目标为7%。因此，确定一个适度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或者确定一个经济增速的下限或者容忍度至关重要。国内机构和经济研究人士在分析探究上限下限的含意以及具体数值目标。其"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时曾经透露出中国经济下限在6.5%。
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上限下限论"以后，引起国际国内广泛关注。那是不是每年都要保持在7%以上呢？是不是低于7%这个"底线"就不允许了呢？需要具体分析。
这十几年经济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速，但基本是大投入大投资垒高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多少。习近平的"经济不能泡沫化"具有现实和深远意义，与"李克强经济学"的内涵一脉相承。
这条路子已经难以走通了。基本设想是，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八年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前几年调结构、转方式任务较重，经济增速可以低于7%，但考虑到就业大军压力，下限应该在6.5%左右，最低容忍度在6%。
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求每年增速都在7%以上。首先必须弄清楚，是到2020年年均经济增速保持7%，这里的"年均"很关键，即：只要从2011年到2020年十年平均每年增长7%，就可以完成比2010年GDP和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回顾十年的高速增长，一个显著特点是依靠生产要素大投入支撑的。中国当务之急是调结构、转方式，把经济真正转到自主创新驱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上，转到以消费拉动为主上。
要确保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至少要达到6.9%以上。来源: 联合早报网 进入专题： 经济增速
作为典型的中国式父母，总是习惯于从小到大为孩子打理一切，只要能够在学习上为父母挣够足够的面子，就可以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一切自不用担心，直到有一天他们需要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世界太复杂，于是又有了毕业即失业、啃老族等新词汇的出现，因此中国父母一切为了孩子的思维也让西方人看不懂。国企如此，地方政府更是如此，过去在中央财政这个父母的庇护下，为了追求经济增速这一单一的发展目标，已经习惯了大手大脚的花钱，但现在土地财政出现了问题，第一反应依然是去啃老，然而，当他们成群结队到达中央衙门的时候，发现问题变味了，原来有求必应的温老爹离职了，现在的爹是李克强，没有之前的爹那么爽快了，严父与慈父的交替让他们有点晕头转向了。
在美国历史上，也从不乏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博弈，只要适合特定环境，这个经济理念究竟是对的。让西方人看不懂的还不止中国父母，还有习惯大包大揽的中国父母官：上级总是习惯于安排下级的一切，而下级有了问题也总是习惯于向上级求救，于是近期面对资金紧张等问题的时候，便有了省长、省委书记纷纷跑到财政部求援，寻求中央财政的资助，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地方官员的啃老思维与中国很多啃老子女的思维是一脉相承的。
在很多时候，对政治意图的理解要放在特定环境，李克强适度右转的举动就常常被西方经济学界误读，就像笔者之前说过的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ital)创造的新词李克强经济学(Likonomics)背后的经济预测，就有点生搬硬套的意思——西方经济学那一套要放在中国，需要做出适应性调整。他们也都希望自己的地区有一个理想的发展。要理解这一点，我们想想：中国父母会全盘接受西方父母的教育方式吗？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市场经济理论孰优孰劣要解释清楚非一日之功，也必然枯燥异常，但是中国有句俗语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只有摈弃固有的传统异见歧视，才有可能静心思考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速势头的放缓，也让国务院的大家长总理李克强头大，没有一个总理不希望自己任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并借此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而且更让国企等亲儿子感到郁闷的是李克强不仅对其冷淡，反而对庶出的民营企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关怀，金融输血、放松准入等措施接连出台，其实这一点美国人应该更容易理解：黄石公园的狼——让野牛在危机下跑起来反而是促其种群繁衍的催化剂，养尊处优的中国国企又何尝不是。这有点像中国式教育与西方式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一刀切的判断显然不适合，有一点可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家庭概念是基于中国式教育基础上产生的，而这种情形不也是很多西方人所羡慕的吗？中国孩子的好学与钻研，不也是中国传统教育思维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吗？经济学的区别其实在原理上是一致的：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通常情况下，能够发挥其标榜的高效与公平，但这也仅仅是基于完美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正如只要激活人脑的潜能每个人都能成为爱因斯坦的假设一样，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但可能吗？看似被广为接受的西方经济理论在实际的运行中也会因人性的加入而出现巨大的变异，如笔者认为投资银行的贪婪就是本轮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核心原因。
所以说，李克强的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环境进行的，如果盲目给他套个大帽子，只会让自己在判断中国经济时出现严重的误判，笔者认为，真正李克强经济学实际上是在延续寻找中国和西方经济模式的最优结合点，这也是中国一直以来所努力的方向，无论是事后获得赞誉的朱镕基时代，还是目前饱受非议的温家宝时代，再到如今的李克强时代，中国都在这个探索中不断纠偏以寻找最佳路线，正如家长制思维主导下的中国父母们不断探索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路线一样，从未放弃过。两者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西区别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经济能够在国际危机的漩涡中鹤立鸡群也印证了这一点，如果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值得西方借鉴的，当然中国更需要借鉴西方经济体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经验。进入专题： 家长制 中国经济 。
